第81章 姜国良的故事:工友之家公社3
作者:笔名:吕途 | 字数:2829 字

讨论音乐变成了行业我就不喜欢了

姜国良所经历的对音乐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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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上初二 我姑妈家的表姐送给我一把吉他。我完全靠自学,吉他六根弦,把六根弦调成1、2、3、4、5、6,但是7哪里去了。后来我去市里买了一本书,看了才明白。 人对音乐的感觉是天生的,有的人天生乐感特别好,节奏感也比较好,有的人就不行,这个真不是较劲的事。乐感不好,没法学音乐。

1992年-1997年 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我不上学了,开始跟着县剧团到处跑,一边干杂活一边学习,后来也换过几个剧团,京剧、评剧、歌舞剧团什么的。去过新疆、西藏、青海。我开始的时候学吉他,后来就开始喜欢上鼓了。到了1997年的时候,我就可以在剧团里胜任打鼓了。 我对音乐失去信心了,不想干这个行业了,我觉得已经看透了,而音乐和那个行业连着的,也就不喜欢音乐了,不想搞这个了。

1998年 我在北京一家大型文化馆待了半年。我们那个时候是被骗的,工资很低,我跟其他演员一块要求涨工资,否则我们就罢工,馆长说:“谁不演出,三天之内就离团,谁要离团就举手。”我举起手来,但是我往周围一看,其他人没有一个人举手的,都说好了一块争取的。我当时对这些人非常地气愤和失望,我当时男子汉的气概就出来了,必须离开。 更加讨厌这个行业,讨厌音乐。后来就去打工了,不干音乐了。

2003年至今 作为乐队的鼓手加入新工人艺术团/北京工友之家。在社会企业工作,同时参加艺术团的演出和创作。创作了多首反应新工人情感的歌曲《不再迷茫》、《回家》、《蒲公英》等 流行音乐的兴奋点和我们的音乐的兴奋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音乐是有思想性的,特别能感染人。

资本扭曲一切,当然也会扭曲艺术。对于资本来讲,音乐作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艺术价值本身,而在于赢利。当音乐只是谋生和赢利的手段的时候,音乐就丧失了艺术的内涵。国良加入县剧团的时候,是90年代初。按照国良的话说:“那时候国家养不起剧团了,承包给个人了,个人就得出去赚钱。”我不认为国家真的养不起剧团了,国家养了剧团30年,怎么就会突然养不起了,那是资本的舆论攻势,让人们觉得不是资本在作怪,而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是欲望突然膨胀下人们的无奈、盲从和追逐。

国良加入剧团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但是,在资本逻辑下,“热情”和“爱”只是被利用的东西,是拿来用的东西,是可以作为交换和出卖的东西,经过了这番资本化,“热情”和“爱”也就都变质了,就如同《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当艺术成为了一种行业,艺术家和消费艺术的艺术消费者产生了分离,艺术家为了在行业中立足,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喜好,就把艺术创造当做商品生产来看待了,这时候艺术不仅脱离了生活,而且会扭曲生活。艺术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内涵: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来源于生活并且和生活不可分割。

但是人是可以有个性的,有不可以被剥夺的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不辱没自己的情感和爱,哪怕失去某些东西。当国良在1998年选择放弃音乐的时候,他说:“我看透那个行业了,而音乐和那个行业连着的,也就不喜欢音乐了,不想搞这个了。”我的理解是,国良从来没有放弃喜欢音乐,而他说不喜欢音乐了是因为内心深处他认为音乐产业辱没了音乐,那么还不如不做音乐。

音乐完全可以不成为一个产业,却仍然可以焕发魅力,而这才是艺术的本源和本质吧。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我经常想像这样的场景和可能性,我无法想像怎么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我可以想像这个月打猎,下个月捕鱼,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承担责任,不可以太自行其是,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只是在打比方吧。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不存在专门的艺术家,每个人都可以是艺术家,而如果是专门的艺术家那么其实就失去了艺术的本源和本质。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者,可以是猎人和渔夫,同时又可以是歌手、画家或者思想家。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就特别热爱我们新工人艺术团的每一位成员,他们在我心目中是真正的艺术工作者,因为他们同时是普通的劳动者。孙恒是机构的负责人,他不仅承担领导工作,同时是大家的服务员,需要做一些很琐碎的日常工作,包括去参加某些他其实非常不想参加的活动;许多是博物馆馆长和社区工会的主席,在舞台上摇滚歌星派头十足,在舞台下参加组织各种社区活动;孙元是艺术团的键盘手、贝司手和歌手,平时是儿童项目的负责人,组织志愿者和儿童培训的时候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国良是艺术团的鼓手和歌手,平时是社会企业的组织者和司机,接受捐赠的时候经常扛个大包在楼梯上爬上爬下。

国良2003年加入新工人艺术团/北京工友之家,加入本身带有偶然性,但是加入之后坚持了10年多却不是偶然。在这里,国良的男子汉精神和哥们义气不再会受到挫败,音乐也不再是一种被娱乐和买卖的东西,就如同国良说的“流行音乐的兴奋点和我们的音乐的兴奋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音乐是有思想性的,特别能感染人。”

跟着心走

回顾国良的故事,我的感觉是,国良是靠自己的心引领自己的道路和选择。国良会间断性地陷入迷茫。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状态非常差,甚至想过离开机构,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却不告诉任何人。大家都非常忧郁,因为国良是机构很核心的成员。

回顾国良的小时候的心路历程,一个人对国良影响很大。国良说:“我堂哥对我影响很大,我初中毕业时他的几句话让我感受到人的希望。一次我们闲聊,我问:‘你对一个人好但是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哪?’他说:‘那你对他再好点儿吧。’从那时起,我的那种善念就有了。”我想,国良堂哥的这句话触动了国良内心最深的渴望,就是:对人好!所以,与其说国良受了堂哥的指点,不如说堂哥让国良找到了自己的内心。

国良受过很多苦,但是他自己描述不多,其中的一个经历是伤他最深的、无法忘记的,就是哥们对自己的背叛,本来剧团里的哥们们说好了为了长工资一起罢演,而是到临头,只有国良一个人坚持。对音乐的热爱发自国良的内心,而这个行业的各种丑陋面目让国良深受伤害,最后,自己的朋友哥们都无法信任,国良最终选择离开这个行业。

国良非常喜欢机构的集体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氛围是国良的理想追求。但是,国良对人,甚至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失望。他发现人的劣根性太强了。他没有全面地说,我估计指的是那种对集体满不在乎的态度,包括:对公共财物不爱护,对公共卫生不关心和其他一些自私自利的行为。对人的失望让国良很痛苦,但是离开又不甘心,国良说:“想到十年来这些哥们在一块,我把我的青春已经奉献给工友之家了,如果不坚持下去会不甘心。而且再想想,如果我不在这里做了,我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