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许多的故事:书写历史1
作者:笔名:吕途 | 字数:3556 字

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就会看不清楚现实;如果我们无法认清现实,那么就找不到未来的方向。这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也适用于打工群体。机构从发展思路上来讲,希望:既要埋头做事,又要抬头看路。如果没有大的方向,那么纠缠在日常活动中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有了大的方向,再繁琐再辛苦也值得。对方向的认识来源于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分析。

2008年5月1日,我们机构创立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我们的博物馆希望记录打工者的历史、推动打工者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促进中国工人群体的健康发展。我们的博物馆不仅是对历史的描述,而且是对历史的解读、并争取促进改变历史,因此它是一个活的博物馆。我们的博物馆不是拿来主义的博物馆,而是一个研究型的博物馆,我们用我们的调查研究来解读历史和现实。我们的博物馆不是一个陈列馆,而是一个社会活动场所和社区活动中心,因此,我们博物馆和工人、和社区同呼吸共命运。

许多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2011年成立的工友之家社区工会的主席。下面的故事根据2012年11月5日新工人艺术团在无锡巡演期间对许多的访谈整理而成。

访谈时间:2012年11月5日

访谈地点:江苏无锡

家庭背景:

我1977年3月份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郭店镇。我爸1949年出生,我妈1952年出生,我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3岁。我父母原来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散伙后在镇上开了家小饭馆。我爷爷解放前开了一家很小的米店。解放后,开始的时候,米店老板自己联合起来,后来统一到后来的粮站。我爷爷今年(2012年)90多岁了。

上学的日子

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挺好,理科不好,也许跟老师有关。

按照我的中考成绩,我上不了重点高中,我家里走后门把我送到海宁市高级中学,是市里的重点高中。我上了高中以后学习成绩很差,主要没有学习兴趣。成天去泡录像厅,一泡一个晚上,或者去打篮球。厌学。到了高三的时候,自己就想,我在干吗呀!对学习成绩自己有无能为力的感觉,每次成绩都很差,的确不知道怎么学,可能更主要的是没有兴趣和动力,同时也找不到方法。我的语文成绩相对要好一点儿。后来分文理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文科成绩考得反而不怎么样,就分到理科了。

上高三的一天,教室的录音机里放着音乐,我透过窗户看着窗外的画面,我的心被震了一下,好像突然觉得我应该用画面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窗外那种画面感跟教室里的氛围格格不入。那样的一种触动让我觉得我也许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那一刹那我就决定我要做电影导演。我就开始经常逃课,去外面的图书馆去看相关的书籍。我想专业的成绩比文化课也许更重要。艺术类高考的文化课成绩要求要低很多。后来,我在学校图书室看《大众电影》杂志,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广告,我给学校打电话咨询,学校告诉我说,导演系后年才招生。然后,我就想,我可不能考好了,考好了导演系又不招生,上不了导演系怎么办。

我感觉自己和环境格格不入,觉得环境都不理解自己。现在我突然找到了方向、价值和目标。而且觉得,如果考上别的大学,然后上班挣钱,好像人生都看到了底一样。所以就想,我要走一条自主的路。我后来没有考上大学,家里让我去复读。我说,不行,我要等隔一年再考。家里找老师做我工作。我那时候性格内向,别人做我工作,我基本不说话的。

打工经历

做建筑

1996年高中毕业,家里就决定让我去打工,吃吃苦。我父母让一个熟人带我去他的建筑工地打工。

做模具

我舅舅当时开了一家小厂,是做模具的,也让我去学习做模具。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搞艺术,也需要了解生活,所以我也都没有拒绝。

做协管

1997年一个亲戚介绍我去旁边余杭市临平镇一个小区做协管。我觉得也挺好的,将来可以当警察。年初我去了临平,做片警的协管,管几个小区的治安。那个时候刚开始出现小区和物业公司。

我第一次上班是在晚上,我去联防队报到。后来看到,一些打工的人被带到了办公室,又打又吓唬,这些人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觉得他们可疑,就抓回来审问。

我做协管的过程体会了社会角色对人的异化。我成了协管,在那个角色里,我就做了那个角色被期望要做的事情。我后来和其他人一起去打我们认为可疑的人。我当时之所以继续在那里干,是因为认识了一帮朋友,是我同事的朋友,他们大学里是组乐队的。我在他那里听到一些摇滚乐,就觉得摇滚乐更能表达自己。我的想法开始改变,做导演成本太高了,搞摇滚一把吉他就可以了。

我干了一年半的协管。

复读(1998年-1999年)

后来又去复读了一年。我在余杭市瓶窑镇的一个学校复读,文科班。复读班的语文老师对我影响挺大的。我当时喜欢张楚的歌,我自己也开始写诗,写青春张扬的东西。语文老师给了我一些鼓励,我就跟找到知音似的。觉得那一年自己成长得挺快的。写诗这个事情对我还是挺重要的。以前我有做电影导演呀,做摇滚的想法,但是都停留在想法上,而写诗的重要性在于想法落实到了行动上。记得当初写语文考试的作文时,我也开始不按常规来写,就比较酷的那种。我当初还写了小说,也是受到当时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发现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成长很快。1999年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还是没有考上。

在midi音乐学校学习(1999年-2000年)

306彩票我后来知道北京的midi音乐学校,据说是地下摇滚乐的摇篮。家里拿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去。midi是民办学校,学费记得好像是一年或者两年1万,是两年制的。当时我也没有说要去做摇滚青年,就是想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感觉有很多话要说,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那时候出来,就是因为和家里那边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就是挣钱过一生,所以我必须逃出来了。我不认同家里那个环境,在那个环境中我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自己最初在家是林子当中的一只鸟,就是要挣脱这片林子、这张网;飞出来了,来到北京了;飞到空中,发现天空是空空荡荡的,自由得没有了方向。

搞摇滚乐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在旁观这个世界,但是没有走入这个世界,是在屋子里看外面的世界。比如,可以很感性地表达一种愤怒,时间长了,愤怒也稀释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愤怒了。文艺式的思考不是思辨式的思考,是要带着一种美感来看待生活,并且陶醉在这种美感中。就像一个诗人一样,去树林里走,或者走在街上,会去想像一种对话,诗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激情似的、不是思辨和现实的剖析。

1999年元旦的时候搞联欢文艺演出,我第一次写了一首歌,叫“世纪末的孩子”,唱之前先说很多,最后才唱,当时还得到同学们一些好评。现在的midi音乐节就是从学校的联欢演出演变来的。现在学校搬到香山去了。我们一期学员就几十个。毕业以后需要自己谋生。

街头卖唱并做志愿者(2000年-2001年)

2000年7月份开始在地铁站、立交桥下面等地方卖唱。第一次不好意思,找个哥们陪着,觉得是乞讨。但是坐下去开始唱以后就不觉得了,好像自己在对着世界嘶吼。一直这样到了秋天。我当时卖唱可以维持我的生活,出去一次可以挣50到60块。也有警察去管理的,好几次看你挣钱差不多了,就把你带走了,就把挣的钱全罚了。有一次被罚款了以后,觉得特别心灰意冷,还给家里打了电话,第一次觉得特别心酸。偶尔回想做协警追查别人的经历,“有一种奇特的反讽感”。一年之内,唱遍了长安街所有地下通道。在没有遇到孙恒之前,我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墙上的窗,想象着外面的世态万千,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孤独地唱着自己的忧伤和愤怒。

记得2001年“911”那天,我看到报纸上的照片,世贸大楼倒了,我也没有什么概念,还是去卖唱,去西直门地下通道那里。正唱着,一个哥们跑过来,说他在西直门地铁站卖唱,吉他被警察没收了,要100块钱赎出来,他跟警察说自己没钱,警察说拿20块也行。他过来见我在那里就找我借钱。我一听,也是卖唱的,我还挺大方的,就把我卖唱挣来的钱都让他拿去了,也就20多块钱。他是小吴,我们就认识了,成了朋友了。小吴认识孙恒。有一次我去小吴那里,他放孙恒的磁带《梯子》给我听。再后来,我和小吴骑车去见孙恒,孙恒刚从外地流浪归来,在一所打工子女学校教孩子们音乐。当时孙恒在西二旗住,那天也认识了孙恒的朋友们。受到孙恒的启发,我发现我住的村子里面也有打工子女学校,他们招聘音乐老师,我也去当了一段时间的音乐老师,也开始和孙恒一起参加一些活动。

306彩票随孙恒去工地的一次经历,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天,孙恒约我一起到工地给工人送书和衣服,简陋的工棚中,拥挤着铁制上下床,屋顶吊着洗好的衣裤,工友们还穿着干活的脏衣服。送完物品,孙恒拿过吉他为工友唱了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唱的是小吴的亲身经历。我拿着DV,用镜头扫过工友的脸庞,发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孙恒,投射着真诚与质朴,这些目光完全不同于在地铁里演唱时路人的目光。那一瞬间,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只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那是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