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王德志的故事:团结经济1
作者:笔名:吕途 | 字数:3722 字

就是在二十多年以前,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大半解体了。庆幸的是,银行、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这些重大的领域还是国有,虽然各种改革正在将这些利用公共资源运作的产业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比如:教育和医疗在各种改革中正在失去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的根本。反思为何社会主义经济被建设起来又被消解掉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这不是本书的议题,就对现实情况的了解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对富人绝对有利,而对穷人和环境却不利。

也在二十多年以前,民间机构开始在中国诞生,为打工者服务的民间机构也就此诞生。纵观这些草根劳工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大多数都步履艰难,最大的瓶颈之一是没有资金来源,大家都靠项目资金来维持,项目一结束,资金就断了。靠外来资金维持的另一个弊端是发展方向和机构活动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自主性。

为了探索打工群体发展的道路,为了维持机构长期和稳定的发展,社会企业成为了机构重要的发展战略和工作内容。现在,社会企业的收入可以维持北京工友之家机构运作资金的60%。王德志是北京工友之家于2005年创立的社会企业的负责人。下面的故事根据2013年6月24日在皮村对德志的访谈整理而成。

访谈时间:2013年6月24日

访谈地点:北京皮村

家庭背景

我1977年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跃进马场11连,我们那里是半军事化的管理。那里早先是没人住的地方,解放后是圈劳改犯的地方,后来是养马的地方。开垦北大荒的时候很多知青到了我们那个地方开荒搞建设,文化相对多元。周边有很多蒙古族自然村落。

我父母在农场里工作,属于国家工人编制。我们家三兄弟,我是老大。我们刚出生的时候还是大集体,我6、7岁之前我们家的生活还可以。包产到户以后我们家生活就不行了。我们家分了三匹马,八十亩地,我们三个孩子年纪都小,父母种地种不过来,缴税还高,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306彩票上学(1985年到1991年)

我8岁上学,一共上了5年半的学。

上小学的时候,冬天每家需要给学校贡献劈柴,背一麻袋送到学校,烧炉子取暖。那时候学费一个学期十几块钱,后来涨到几十块钱。我家里经济困难,有时候交不上学费,这样家庭困难的也不只我们家。交不上的时候可以先赊着账。上学的时候我成绩中等偏上,就是很淘气。那时候老师打人,我们是个女老师,特别凶。小学上了5年。我们班上一共就10多个学生,一个老师包班,她一个人教了我们5年,语文、数学、体育、地理、历史、音乐都是她一个人教。

上初中得考试,我们连的升学率很高,老师教得好。上初中需要去场部上,要在那里吃饭住宿,一个星期交10块,还要自己带饭,周一带上一个星期吃的烙饼和咸菜。这样算下来一个月需要50多块的开销,这对于我们家来讲是特别大的开销。上初中的感受完全不同了。一个科一个老师,老师又不太管,我觉得终于解放了,从小学那种体制中逃脱出来了。刚开始很亢奋,因为太亢奋了,反而没有特别好好学习,等亢奋期过了,我就特别努力学习。虽然只上了半年初中,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时候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种地,种地又不挣钱,我只好辍学了。一直上学,突然不上学了,感觉很不适应。打破了那种习惯。那时候我还想,如果3年内还有机会让我上学,我还想上。后来我弟弟也得上学,我的幻想就破灭了。

在老家尝试各种挣钱的途径(1991年到1994年)

我辍学的时候才13岁多,干活干不动。我很不适应而且不好意思,但是在一些大人眼里好像很正常,多了个劳动力。我开始帮助大人种地、砍柴。那时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种地不挣钱,将来一定不可以种地。我还坚持一个原则,绝对不去放牛放羊,因为不仅枯燥,而且没有前途。我从小就不服,有野心,决心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那时候想过很多办法挣钱,尝试过:套兔子、药鸟、采蘑菇、挖药材、卖菜、起石头等。

我和我爸起石头,干了两年,也没有赚到钱。那两年我们一年到头都起,冬天都冻住了,石头很难起。我爸下山干农活的时候我一个人留在山上看石头。也会有人抢我们的石头。一个人守石头的时候非常孤独寂寞,天天翻看中学的历史书,都把书读烂了;翻看一本新华字典,看了好几遍,都背熟了。就那么熬着,实在无聊,我都开始养耗子了。

起石头的时候我头脑里开始有来北京的计划了。我一直喜欢听相声,我虽然还不会说相声,但是梦想上央视春晚去说相声。我1994年就有了这种想法。

在北京打工(1995年到1999年)

1995年,我实施了计划已久的来北京的计划。记得临离开家前,骑车在路上碰到我的小伙伴,我对他说:“两年以后你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搞得他莫名其妙,我至今还能记得那场景。那年家里卖粮食卖了1500块,我偷了700块钱,给家里留一封信就跑了。在火车上,别人问我是否是去北京打工,我还很纳闷那是什么意思,不懂打工的概念。

到北京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上不了春晚,我就进黑社会,做高智商的黑社会,就是想赚钱。其实一直有这个想法,打工期间也有这个想法,抢劫杀人都想过,我不知道这是否跟看港台电影有关,反正从童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一直持续很多年。幸好后来没有走上那条道,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就没有回头路了,成了一种生存方式了,很难再跳出去。人有任何想法都是有原因的。

在饺子馆做杂工

那个时候不懂什么是打工,不知道可以赚钱,就是想找个管吃管住的地方,只要不回家就可以。我去找工作,先去了一家星级酒店,我进去看到老外在那里吃饭,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但是那里不招男的。然后去了一家饺子馆,那外面写着招小工,就在西客站附近,老板娘马上就同意了,让我第二天去上班,我第二天就去了。

在饺子馆打工期间,包吃保住,头一个月工资300元,第二个月350元,我干了半年多,一直到走都是这么多,我工资是店里高的,我干活卖力气,从来不偷懒。我每个月工资都邮寄回家。和家里联系主要靠通书信。

回老家待了两个月

从饺子馆出来就回家了,想家了,回家待了两个月。那是回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挖了菜窖,搭了鸡窝。我虽然回去了,但是理想没有丢。只是认识到了,要想实现理想需要卧薪尝胆,慢慢创造条件。我意识到,先别想别的,需要先在城市扎根,把生活稳定住。我想要出名、挣大钱。

我认准了北京,因为曲艺的发源地在北京和天津,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氛围。我再次来北京,坐火车从乌兰浩特到北京24小时,票价73块,这些年都没有涨价,只有到前几年改成空调车才涨了一次价。

在小饭店做杂工

出门身上带的钱很少,必须马上找活,因为身上就15块钱了,最便宜的旅店也得10多块呀。我担心自己会流落街头。沿着米市大街找活,一直走到东四十条,才发现有一个胡同里的饭馆招人,到店里去一说就让我去后厨干活去了。我都不敢跟老板问工资,担心嫌我多事赶我走。我第二天发烧都不敢说,怕不让我留下。那时候是夏天,我浑身发冷打哆嗦,后来老板发现了,给我买了去痛片。

那是1996年,我在这家店第一个月发工资发了300块,一发工资我就花40多元买了一套《红楼梦》,又花30多块买了本解读红楼梦的书,下班在后厨小屋里看书。

过春节的时候我没有回家,厨师、烙肉饼的师傅都走了。老板让我烙饼,肉饼的面要和的非常软,肉馅要很硬,我不会烙。我也不会翻烙饼,只好用手去翻,烫了满手白泡。年三十挨老板骂。受了好多苦,还被收容遣送的警察抓过。

干杂工干了半年,按行规,我可以学习配菜了,但是还是继续让我干杂工,我就不干了。当时工资第一个月300块,第二个月以后就是350块,比其他人工资都多,但是我还是不干了。

在涮肉餐厅做凉菜

306彩票我在西四的羊肉胡同找了一家餐厅,涮肉的,有几十名员工,有两个院子,很多桌位,属于比较大的饭店,人大代表都去那里吃饭。我去了以后直接做凉菜,我干了3个月,每个月工资400元。

在罗马花园餐厅做配菜

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厨师,他在惠新西街罗马花园当厨师,说那里缺人,我就去了。那是家中等饭店,我想去学炒菜,西四涮羊肉的那家店只有凉菜,没有热菜。去了这家店以后我做凉菜、做配菜,前后一共干了一年,中间出去做了一段直销,然后又回来,回来就直接当厨师了,但是不给我厨师的钱。厨师的工资应该800到1000,但是我的工资没有这么高。我的工资开始是500块,后来涨到700块。最后我还是辞职了。老板不让走,因为他需要时间找新厨师,就拖了两个月。我本来找好了一个活,给一个公司做饭,工作比较轻松,说好一个月工资800块。因为拖了两个月,等让我走的时候,给公司做饭的活泡汤了。

在大兴面包厂打工

找不到工作。我通过雍和宫那里的一家中介找到了工作,整整熬了两个月才找到工作,是去大兴一家面包厂。在进面包厂之前,我没有进过工厂,都是在餐厅打工。餐厅的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概念,熬人,白天干活,晚上拼了桌子就睡,生活没有规律。到了面包厂,我很新奇,居然有上班和下班的概念,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居然不是一个地方。在面包厂工作的1年多里,几乎没有放几天假。12个小时一个班,看不见太阳。一周工作7天,还老加班。

我进厂后,开始是刷箱子,工资一个月300块。两个月后干库管干了4个月。后来让我到车间当和面师傅,这属于提拔我,厂长喜欢我。我后来工资涨到1300块。再后来厂子搬家,换厂长,搬到丰台,新厂长对我们大兴来的工人不好,我就辞职了。我同事有很多都干了10多年了,工资和我一样,也是1300多元,很多都是从山东郓城一起来了。他们觉得我干了一年多就挣1300多块,怎么能轻易放弃呐,对我走很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