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沈金花的故事:教育生活2
作者:笔名:吕途 | 字数:3040 字

上大学和期间的社会实践

考大学选志愿是我自己选的,当初之所以报考中华女子学院,是因为看了民国时期的电影,影片里看到,女子学院里培养出来的女性很独立;其次,我很关心女性的问题,我妈妈的人生经历给我很大触动,她一辈子都很辛苦,我觉得农村妇女太不容易了,就希望多了解一些,或者为她们做些什么;另外,我希望我上的学校可以让我长本事;我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我那时候很喜欢看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因为那里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完全来源于在我二叔家居住的经历,我上中学期间有一段时间在我二叔家住,他们家人非常势利,在他家住需要察言观色,委曲求全。所以我选志愿的时候首选心理学专业,第二选的是法律系。但是后来学校把我调到了社工系,我自己没有选择这个专业。

在学院期间,因为是女性学校,就接触到很多关于女性学的知识,那时候对做农村妇女工作很感兴趣。学校的课程很好,会讲女性如何自尊自立和自强。在专业课里教我们如何去看待社会问题和如何去介入。让我们觉得我们将来可以做什么。

大学初看起来很纯,但是真正涉及到利益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黑暗面的。比如,有的同学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获得有利于自己未来就业的信息,也了解到我的同学利用家庭的关系为自己铺路。虽然看到这些,但是对我没有什么具体影响,我干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上大一时参加了很多社团,包括:农村妇女研究会。刚开始在妇研会里负责外联工作,就认识了工友之家;后来我做了妇研会会长,组织会员进行社会实践,跟工友之家的接触就更多了。

306彩票到了大三,事情就多起来,而且我认为社工专业应该有在不同领域实习的经历,所以参与工友之家这边活动的次数就比较少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需要去找更专业的机构,那样才可以应用上我的专业知识。

大学生的人生选择是有个过程的。刚开始就是个人怎么发展得更好。是想个人的独立。我给自己想了好几条路:企业、政府、NGO、大学等等。慢慢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事是自己不想做的。在大学期间参与了各种社会实践,这中间的体验已经帮助我剔除了很多职业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过在企业里工作,做个女强人。后来去参与了销售工作,发现太没有意思了。后来也想过去政府工作,有权了就可以办事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在一家相关政府部门实习了一个暑假,那家部门的女科长八面玲珑,奋斗了十年当上的科长。想像一下,要在那种地方挣扎,每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跑腿,太消磨青春和激情了。我又不会拍马屁,我意识到我这种性格在政府部门是干不下去的。后来想过去基金会工作,也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去一家基金会实习,帮助做资料整理的工作。我发现那种工作有一种做白领的感觉,总在屋子里待着,我也受不了。我另一个感受是:基金会虽然貌似起点高,但是我有一种“没有根”的感觉。

后来我就想去草根机构实习。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大实习,我最初很想去精神病六院实习,但是老师把我派到工友之家来了,做实习小组的组长。那时候我很纠结于自己人生信仰的问题。我对物质上的东西没有太多的追求和渴望,看到社会上很多人活到40多岁还在为车为房而奔波,感觉很没劲。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让自己一辈子不后悔的事情。

记得实习期间有一次和孙恒他们聊天,我问孙恒:“你们都快30岁了,成家立业的压力多大呀。”孙恒说:“反正我知道我走在这条道路上方向没有错。”也许孙恒都不记得自己跟我说过这个话,但是这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我找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一种信仰,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我当时就决定给自己一年的时间,跟这支队伍走走。

2004年11月在工友之家实习期间办了几期培训:工友骨干培训,工伤工友培训,电脑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学员中有单亲家庭的小孩、单亲家庭的母亲、工伤工友等。回想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我还是更关心自己的发展,我可以感觉到,我虽然投入了热情,但是没有投入感情。等培训班结束的时侯,很多工友特别真诚地感谢我们,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呀,感谢啥呀!我做的东西都是为了完成我的实习任务。一次培训结束时,一个工友还专门给我发了短信,告诉我他的感受,对我表示感谢。我感觉很惭愧,意识到,我个人虽然力量没有多大,但是自己做一点却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很多东西。我意识到,我虽然是从一个功利的出发点做事,但是在工友那边所接受到的却不是。我就觉得我应该继续去做一些事情。

实习期间,杨静老师也会组织学姐来跟我们做交流,有一个学姐在贵州做农村妇女的工作,我挺想去的。但是当时孙恒跟我谈了希望我留下来工作的事情,我又觉得我不能把机构的工作放下。我很犹豫。当时杨静老师对我说,你的心可以帮你做最后决定。

在我上学期间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结合我成长的经历,对老师讲的很多东西非常有共鸣。当然了,如果遇到的老师只会照本宣科,而且言行不一,那估计也不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家都不是傻子,都可以感受到一个人说的和想的是否是一致的。遇到“知行合一”的老师,受到的影响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知行合一”。如果大学的老师说的和做的不一样,那么教出来的学生肯定就不一样。我们的老师都很好,我印象很深的是杨静、张静、李洪涛、李军、刘梦、李鸥、张李欷,所有这些老师都很关心学生,外请的老师也很好,包括卜卫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课,讲了传媒与女性。

毕业去向的抉择

我毕业的时侯被评选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这样的学生就给留京指标,但是我们工友之家没有对接的留京指标。当时我们学校的女性学系招留校生,我可以留下,也有其他大学在招老师。我真的想过在大学里教书,在大学当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无论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孝敬父母的角度,寒暑假期间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可以像我大学里的老师那样影响很多学生,多好呀。后来,通过别人的鼓动,我交钱把户口落在了武汉的人才交流中心,去年(2012年)12月被我爸弄回老家了,否则办什么事情都不方便。当时一直在想,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过。我想到我自己的爸妈,他们一辈子都过得很辛苦。我也想到是否要追逐买车买房的日子,但是那就成了车奴房奴,一辈子都在欠账,一辈子也就那么过了。

我当时想,我先在工友之家做一年,找一下自己的信仰,这是最有青春活力的一年,我愿意用这一年来尝试。在工友之家工作的头一年是特别挣扎的一年。因为我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包括当时的很多老师也对我的选择表示惋惜,听了别人这样说,我自己虽然决定到工友之家工作,但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上的动摇。

我2005年2月份到工友之家,开始是负责办公室、夜校和志愿者管理的工作。来了一周以后发现我认为自己能做的和我实际能做的很不一样。满怀抱负地来了,在现实中落差很大,我就一直调整自己的状态来适应工作的需要。这种落差也不意味着否定了专业课学习的收获,而是无论什么知识,在实践中必须和现实相结合。这一年,机构总是交给我很多事情去做,我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只要交给我事情,我就会想办法去做好。这样想其他事情的时间就少了,每天很疲倦,到了晚上就累得想睡觉。半年的办公室工作把我做疲了,没有了热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头。

2005年7月份的时候,孙恒说办个学校吧,我们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国良有两次对我的点拨给我印象深刻。建校之前,有一次和国良一起吃饭,他点我说:“你现在还是站在群体的外面。”2005年建校之后,天冷了,又一起吃饭,国良又对我有一次评定;“你已经站到这个圈的线上”。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孙恒的坚定让我觉得可能找到自己的信仰,国良的评价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