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让人非人化”的工厂文化4
作者:笔名:吕途 | 字数:4104 字

站着工作-工业化与民主

我发现,工厂的所有硬件设施和管理方式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只服务于生产和尽可能贬低工人。

我们车间的工人都是站着工作的。生产线是流动的,你如果要在线上边随着产品移动边完成岗位任务,那么就不能坐着,因为你的身体要随着移动,甚至要去够已经流走的产品。但是很多时候,或者很多工位是可以坐着完成的。

记得第一天在凌晨5点产线停了下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就是很难迈步,最开始几步走得像螃蟹。我问线上一个实习生:“是不是从来都是站着的?”

她说:“我在这儿实习快三个月了,都是站着。”

我说:“为什么不能坐着呢,比如说按扣这个岗位是可以坐着完成的。或者偶尔停线的时候也可以坐着休息一下呀。”

她觉得我这样的问题很不适宜,说:“都这样,你习惯就好了。”

我就说:“都这样不等于就是对的啊,为什么不可以坐着呢?”

她说:“在车间里工作的时候就不应该坐,你回宿舍就可以坐着休息了。”

不仅是产线上每个工位都没有坐位也不允许你坐,就是休息的时候你也没有坐的地方。车间外面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摆着很多箱子,里面装着原料或者是初级产品。在这个很大的空间里只有一张三位座的长椅,长椅摆在一个角落里,只有这么一张。我们夜班一个车间60-70人,只有那么一张可以坐三个人的椅子。所以每次休息的时候大家都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坐,或者席地而坐。这样的安排就表示休息时间是一种恩赐。不给你椅子休息,你可以找个地方休息,而且最好别那么明目张胆的休息,都坐在角落里休息,躲起来休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也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有休息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想着好好休息呐。工作时候的不许你坐,休息的时候也没有椅子给你坐。

补充一下关于产线上工作椅子的事情,我跟一个线上的工友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我在其他厂的时候,在产线上有椅子坐。但是如果一直坐十几个小时也很难受,很想站起来活动一下。但是大家坐得再累也不敢站起来。为什么呐?因为如果你总站起来的话,管理人员就会说,你既然可以站着,就不用椅子了,就可能把椅子撤走。而且这种情况也发生过,站了就别坐,坐着就别站着。”

在这里,我讨论工作场所站着和坐着的问题并不是要纠结这把椅子本身,而是要讨论工业化生产和民主的问题。工人在工厂里完全按照工厂管理的要求,而工人身体和精神的需要是完全被忽视的。雷蒙德在《漫长的革命》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3页]:“工业发展对于新型民主组织的产生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工业组织表面上的各种需要-包括从资本积累的过程到工人在一个范围极广、分工极细的技术体系中的地位等多层次的需要-有时也会延缓或阻止对于共同决策的渴望。民主和工业革命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是我们关于社会的艰难思考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我对于这样一段深刻的论述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也没有能力把握工业化和民主这两个宏大而复杂的概念。我只能把讨论局限在我看到的现象上和我的理解程度上。

我思考的是,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工业发展到底有没有促进民主的发展?我看到了一种自由,一种人在地域间流动的相对自由。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又和民主是什么关系呐?我看到,人们在地域间的流动往往是出于一种无奈,很多人都留恋家乡,但是家乡没有提供就业和谋生的条件,所以这样的流动往往是一种无奈选择,这表面上看是自由,其实并没有自由。我还看到,工人似乎可以在工厂之间自由流动,不想干了就离开,但是,一个厂和另一个厂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貌似有选择在哪里工作的自由,但是其实工厂制度都是一样,没有选择可言。

上面的议论是从站着工作谈起的,让我们再回到工厂车间里,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丝毫民主的痕迹。我在这里努力寻找工业发展对民主产生刺激的蛛丝马迹,但看到的只是雷蒙德说的工业发展对民主的阻止。在这里,306彩票就是资本文化,资本文化是利润第一位的文化和贬低劳动价值的文化。而长期坚持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大政方针让资本文化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行其道。

306彩票产线上工友的互动-工人之间的工具性的关系

在车间在工厂,无论工作多么紧张,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地被挤压,人与人之间还是会产生互动。这些互动我感觉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先说消极的一面。生产线上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虽然每一个岗位的工作难度都不大,但是因为产线的速度快,所以整个的工作强度和紧张度是很大的。当一个工位做的产品不合格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产线的生产。我们线上有十五六个人,前面几个工位是男工,他们负责印刷,把品牌的名字印刷上或者把各种按钮的标识印刷到电视机前框、或者电脑前框上;接下来的一个工位由一个大姐来做,去油污,用一个高压气枪,把灰尘吹掉,如果上面有手指印或者油污印就用布沾着防白水来擦拭;下面一个工位就是我,我负责贴手指标签;我再下面的四个工位就是贴膜,贴防护膜,透明的膜。如果我的标签贴歪了,而我的下一位工位又没有发现,等到最后质检检查出来了,那不仅我要重新贴,我后面的工位也得重复操作一遍。这个时候会产生彼此责备,也会给出现错误的工人产生很大的压力。

也有积极的方面,就是经常会产生各种形式的互助。有一天夜里,我被临时安排了一个岗位。我前一个工位的男工负责热熔,我负责把热熔之后的产品-电脑的前框-从热熔机器上拿下来,流给下一个工位。进行热熔的机器设备非常简陋的,通着电,上面有一些连线,不是封闭的,看起来像开膛破肚似的。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看着很可怕,如果不疲劳,或者不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因为你不会把手伸到底下。突然热熔器出了问题,男工停下来检查,把手伸到机器里面。我在他对面,用特别恐怖的眼神看着他每一个动作,担心热容器万一压下来。男工友看到我担心的表情,跟我开玩笑说:“我没事的,只要你的手不要伸到下面来就可以了。”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非常疲劳,特别的难熬,但是他的一句话带给我许多的温暖。

还有一次,我又被临时安排了一个工位,就是安电源开关的按钮,开关按钮是单独的一个,还有四个接在一起的接触键按钮。我上流的工位是一个男工,他做电融。电融的工具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裸露的电融棒,有一个把手,把手前端就是高温金属棒。他就这样裸露拿着,站在我前面。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怕的。不需要做产品的时候,他就把电融棒随便架在流水线边上,电融棒掉在地下,立刻在地上烫了一个洞出来。我觉得很恐怖,但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他也习惯了,都不以为然。开始我离他挺远的,保持距离,后来忙着、忙着,我也就习惯了,就忘了,够产品的时候离他很近,离那个电容棒也很近,我也就熟视无睹了。因为我需要安两种产品,有时候我就忙不过来,面前堆积了一些产品。前面男工看我忙不过来,就在他能忙过来的时候不仅做电融,而且帮我扣上一个产品。他帮我的时候看都不看我一眼,也不说话,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一样。我心里特别的感动,但是看着他的表情,我又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大家彼此之间交流很少,彼此之间没有问候,大多数情况下都面无表情的。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只能把谢谢装在心里,无法说出口。

工人之间在生产岗位上的互动是工人群体认同形成的基本要素。我前面讲的两个例子都让我感受到工人之间产生情感连接是非常容易的,正因为这种工人之间共情非常容易产生,所以资本和管理者要想尽各种办法在工人之间的连接产生之前就去打破它。不仅如此,企业还想方设法利用工人之间互动的消极因素去分裂和打击工人之间的情感。

306彩票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仅局限在生产岗位之间的关系。在工作岗位之外,工人很少发生社会交往。这样的现状导致工作和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完全脱节,使得工人没有空间和时间形成对工作场所状况的分享和辩论。事实上,工人与工人之间是如此地“工具性”,彼此之间的任何社会交往都似乎成了不必要和意外。一旦某个工厂和企业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这种工具性的关系,那么工厂对工人的压迫性的管理就会面临威胁,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参与了本田时间全过程的一位工友告诉我,她/他们变速箱车间是那次事件的核心领导部门,这看似很偶然,但是有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偶然中的必然:(1)这些工友很多都是从职高一起毕业出来的同学,大家本来就熟悉,关系也很好;(2)本田是5天8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2天,大家下班后和周末经常聚会,有很多沟通和交流的机会。

如果想进一步讨论我所反对的:工厂文化所导致的这种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工具化的关系,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工具理性”[安德鲁·埃德加著,杨礼银等译《哈贝马斯:关键概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84页。]被定义为“为了实现任何给定目的而对最适当手段的合理选择。”从概念上听来,“工具理性”很好呀,可以节省资源,最高效地达到目的。但是,让我们反思一下,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什么是适当的手段?工厂为了达到高效生产的目的,选择了不把工人当人的手段,这就是工厂的“工具理性”。结果是[同上,第85页。]“人类主体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失去方向感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似乎没有意义,没有根基或令人信服的价值观念”。虽然“工具理性”导致了如此恶果,但是却是资本主义最信奉的逻辑,因为它让资本的目的得以实现。

那天,和一个学习劳动关系的中专学生聊她们都学习什么课程,我发现更多的是侧重企业管理的东西,而少有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劳动关系的分析。在我看来,企业管理看起来很正规,要去有效地管理企业,但是它回避了生产关系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也是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有意要达到的目的。“没有是非”是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条,而“混淆是非”是资本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资本文化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在前面王美丽的故事里,她说过:“社会本来就是这么现实的,不存在什么公平与不公平的。说社会公平吧,我也举不出例子来。”美丽在富士康里工作非常痛苦,痛苦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她没有思想基础让她把这种痛苦和“是非”观念联系起来,社会也拒绝提供思想资源来让她这样的工人对社会公平问题进行反思。这个社会似乎已经没有是非观念,一切都是工具性的。